《法蘭克‧卜克曼的一生》- 第八章（"Frank Buchman: A Life" Chapter Eight）
第八章 首要原則
此時，卜克曼想傳達的訊息，以及若干推動方式，都已經愈來愈清晰。這並不是什麼新訊息，而是已經流傳近兩千年了，可是透過他的體驗和人格，這種訊息裡有若干特別強調的重點。時代帶來新的挑戰，這種訊息的表達方式也隨之演變，不過還是出自同樣的根源。
他自己的家庭背景，加上慕倫伯格和艾里山的教育學習，這一切所帶給他的信仰理念，用當時的神學語彙來說，可以總結為：神的掌管與大能，罪的真相，個人意志必須全然順服上帝，基督為贖罪而犧牲與基督改造生命的大能，禱告為靈糧，做基督見證的責任。不過，他從艾里山畢業時，這一切對他來說大都還只是知識理念，是假設前提，而不是強而有力的信念。有一次他提及賓州學院這個學校：「每個人都上教堂，可是除了讓他們很有道德之外，對生命沒任何深刻影響。徹底改變的事我只見過一次。」至於艾里山之後的他，他自己還記得：「我只是一個單調無趣的失敗案例。我是在一個作風保守的神學院，一種刻板模式下的產品。我應該知道如何講道，可是對人性，以及如何幫助別人，全都一無所知。關於聖靈，我只知道是一隻鴿子，其他就一無所知。」
可是他殷切渴望成長，碰到新環境和新挑戰時，以往只是枯燥假說的教義開始有了生趣。這些教義裡注入了真正的意義，過去讀過的功課，如今成了生命的功課。
因此，在上溪區和招待所那幾年，他開始對人性有更徹底的領悟，而且，也開始發現，神是可靠的，在「信心和禱告」的生活裡，各種實際的需要都會得到供應。在賓州學院，他發現人是可能有徹底改變的，而且透過個人的這種改變，可以轉變整個機構的風氣。在改變大局的奮鬥過程中，他得到的是若干世紀前聖奧古斯丁所闡述的結論：每個靈魂的價值相等，也同樣需要關懷，可是如果先影響那些有影響力的關鍵人物的話，就可以迅速對整個社會產生影響。[1]他把賓州學院稱為「實驗室」，在其中他測試若干工作原則，1917年7月抵達中國時，他把中國視為「影響萬邦歸向神的這股力量彰顯之處。」他所苦心思慮的，乃是一個信徒可能得面臨的最大挑戰，在當時也沒有多少人有這等層次的思慮。
不過，卜克曼始終認為他靈命上的新發現對全世界都適用。克西克的小教堂裡的經驗裡，讓他瞭解到自己的罪、也體會到基督的寬恕之後，他覺得不管是多麼墮落腐敗的人，都可以在這種醫治仇恨和驕傲的恩典下得救。
另一次具有決定性影響的經驗，則是來自梅爾在賓州學院問他的問題，就是他每天是否有用足夠的時間問神要他做什麼。也可以說，卜克曼就是在那時決定把自己的意志，而不只是自己的一生，都交託給神。此後，他從事神的事工時就不能再按照自己的方式，而是要按照神的意思。他當下的反應是每天早晨撥出五點到六點這一個小時出來，不只是用來對神說話，也用來聆聽神的話。這是他對於在神前靜默此一古老戒律上個人的發現。進行這種實驗過程中，與耶魯大學萊特教授（Henry Wright）的個人會談，以及閱讀其著作《神的旨意與人的一生志業》（The Will of God and a Man’s Lifework，正好在1909年那年出版）[2]，都讓他大受鼓舞。
萊特其書的主旨，是個人可以透過「雙向禱告」（two-way prayer），既聆聽啟示又向神訴說，進而找到神對他的生命、對他當天日常生活事務上的旨意。萊特自己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撥出半小時做這種聆聽的禱告。他說，在這種時刻裡，其實一天中任何時候也都可以，會有他所謂的來自神的「吉光片羽」（luminous thoughts），不過前提是人的心思必須夠純淨，才能接收到這些訊息。萊特把這些接收到的想法都記在記事本裡，並且總是努力實踐。
卜克曼剛有想法要從「托仔」下手，立刻就碰上此人，卜克曼認為這是神給他的提示。類似的情況，也曾出現在與卜克曼共事一生的一位同工普迪（Ray Purdy）的人生關鍵時刻。1919年9月某次學生營隊活動期間，卜克曼腦中突然出現一個令人意外的念頭，他立刻起身趕往營地另一頭的帳棚，發現裡面有個人急性盲腸炎發作，病得很嚴重。日後的人生中，卜克曼也都會提到這種人在平常思緒裡突如其來、格外有力的「心血來潮」。不過他所謂的聆聽主要並不是指這類情況。在牯嶺時他說：「聆聽指的是要有一段從容不迫的時光，讓神有機會把祂的旨意印入你的腦中。我自己是在早上五點或是早上一個小時，我全然清醒，意識到神的臨在。有些日子裡不過是有一連串吉光片羽，是神在告訴我當天要做些什麼。有些日子裡則是一種平靜祥和的感覺，有
這種與神的溝通是歷代聖人行之已久的作法。卜克曼則認為任何人、每個人都可以有這種溝通。他對中國人說：「聆聽神的話語並不是少數人才有的經歷。這是再理智、再正常、再健康不過的一件事…….你會體會到自己的微不足道。」
1920年寫給舒馬克的信裡，卜克曼用七大張紙的篇幅引述一長串聖經與神學權威對這種作法的記載。他寫道：「當然，這在聖經各先知書裡經常出現，而且根據我個人在賓州學院和其他地方的親身體驗，我絕對相信，即使是剛在基督裡重生的人也可能有這種體驗。有人曾把聖經比喻成一個湖泊，羔羊可以涉足而過，而大象可以在裡面游泳。同樣的比喻也可以適用……我要把這項簡單的真理傳給渴求但還不瞭解的一般大眾。」
「這和個性無關。主要是看是否願意讓自己成為小孩。如果願意用孩童般純真的心靈來接納，所有的人都可以摸著。我們的心靈生活是如此貧乏，以致稍微受到觸犯就很嚴重似的。這個道理我沒能早些領悟，原因之一就是我抓著自己不放。是我自己的愚昧讓我莽撞蹉跎了這麼久。」
寫信當時，卜克曼人在一個營隊裡，他又提到：「這事也有好玩的一面。我們這裡的生活簡陋，有時我有了個靈感，寫下來，關掉煤油燈上床，接著另一個靈感來了，又得點一根火柴，然後再次熄燈。你得有一整盒火柴，加上一大把的堅持……」
卜克曼清楚，在嘗試聆聽神的話語時，人需要有些安全防禦措施。人類欺騙自己的能力可謂無遠弗屆，歷史上若干最危險的人物，都宣稱他們的想法就是神的旨意。為了預防這種極端情況，他用「六道關卡」來檢核自己的想法。
第一道關卡是你得願意順服這個想法，不加上任何對自己有利的修飾。第二是要注意看情況是否允許，例如，如果他覺得應該要去看某人，可是對方人卻在另一個國家，或是其他人有更迫切的需要出現。第三道關卡是用他所知的最高道德標準來衡量這個想法：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仁愛，這是他從登山寶訓中大致歸納的既有道德標準。他的第四道關卡是，這個特殊想法是否與聖經的整體訓示相吻合。第五是來自同樣尋求啟示的友人的建議。他覺得，如果對某個作法不太確定，就應該暫緩，找朋友一起聆聽啟示，最好是找最不可能同意自己主觀偏好的人，而不是最可能贊成自己意見的人。第六，是教會生活的體驗與教誨。
卜克曼用來檢核想法的道德標準也成為他生命和教誨的核心：他視之為衡量日常生活的準繩。這點他又是受益於萊特。「絕對標準」最早以基督的道德訓示集成的形式出現在史皮爾（Robert E. Speer）的著作《基督的原則》（The Principles of Jesus）。卜克曼在艾里山時曾聽過史皮爾數次講道，不過卻是在萊特的書中他才首次讀到。萊特對這些總結而成的道德標準的看法是「這些基督的教誨乃是絕對而不容妥協的。」萊特形容它們是「耶穌和信徒的四重試金石」，並且認為可以讓個人用於「各種問題、不管大小……如果不符合這四項標準其中任何一項，就不可能是神的旨意。」[4]
卜克曼採納這種基督的道德標準表達形式，是一種出於務實考量的抉擇，這是他的作風。他最感興趣的，是在於他所謂的「方法」，透過怎樣的途徑，可以讓初信者和老信徒都能理解何謂最高層次的信仰生活。誠實、純潔、無私和仁愛等標準，不管是愚夫或學者，每個人都可以用來衡量自己的生活，而加上「絕對」二字，固然是設下了一個沒人達得到的境界，卻有兩種顯著的好處。這可以讓誠心遵循者不會因為有所長進就引以自滿，也不致於只拿周遭社會的標準做相對比較。而且，由於目標是如此高不可及，所以要想依循這些標準生活的人，必定得經常歸向神尋求寬恕、恩典和力量。這些年下來，卜克曼強烈感受到「基督教義中有其道德基礎」：靈命無法脫離最崇高的道德訓示而獨自存活。
在這裡，卜克曼再次和當時以及日後的時代趨勢針鋒相對。誠如霍京（William Hocking）日後觀察指出：「西方世界的膚淺之處，其中之一就是認為只有自大的人才會認定有絕對標準，謙虛者會說所有標準都是相對的，其實事實恰恰相反。只有絕對標準才能制止我們變得驕傲自大。」
卜克曼所說的標準並不是規則。那些透過死守教條或規定來實踐基督徒生活的人令他覺得恐怖，所以要是有人問他這種或那種行為是否在允許範圍時，他往往會回答：「只要上帝允許的都可以。」晚年時，他曾如此告誡一名年輕人：「如果你想繼續在這裡做事，請別再依照規則過日子，而是要依照十字架而活。」對卜克曼來說，「依十字架而活」指的是個人生活中不符合基督標準的部份都得自願放棄，放棄自己的意願去遵行神的旨意，以及日日體驗基督滌淨與醫治的大能。根本重點在於選擇這種生活必須是出於自願，如此就不需要種種規定，也不會有演變成一種新運動或新派別的危險。在另一個場合裡，他說道：「十字架乃是不照教條生活的另一種選擇。」他自己的衡量準則是，只要是會讓他無法幫助他人靈性需求的事，他就不做。事實上，這些標準的詮釋應該是以個人在聖靈感動下的理解為準。
陶德（C. H. Dodd）約在相同時期的著作裡則提到，面對各種實際的道德問題時，基督徒應該「心中念存基督」：「讓基督的聖靈主宰你的一切，這樣的道德要求比任何規條都更徹底，同時又帶有無限成長與發展的應許。這就表示，每個基督徒都是一處靈性醞釀的中心，要把道德革新的基督精神注入原本了無生氣的世界。」
就在卜克曼快要二度前往中國之前，萊特促成他在靈性發展上跨出另外重要的一步。卜克曼當時在哈特福德任教並培訓團隊，每週一次，他要搭四小時的車去耶魯聽萊特講課。在萊特的講堂牆壁上，他讀到慕迪的一段話：「世人尚未見識到，一個人放棄個人意志全心向神的人，神在他裡面、為他個人、使用他個人、透過他個人可以成就何等的事工。」萊特每次演講前，一定會花兩分鐘靜思這句話。接著他會說：「你要做那個人麼？你要做那個人麼？」而且總是會用聖經經文「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眾人來歸我。」做為對自己的挑戰。
卜克曼提到過這些課程，「我花了六個星期，才能徹底信服，讓自己全心接納這個道理。」這句話的確切意思無從得知，不過這顯然是一項很深刻的承諾，脫離狹隘的基督教義，投入普世的基督精神，因為在重述慕迪和萊特說過的這些話時，卜克曼總是強調「世人」和「眾人」。他「帶領各國歸向神」的想法可能就是源自於此。儘管終其一生，在不同時期遭遇種種挫折，他仍然可以堅定不移地為這個願景奮鬥，也可能是得力於此。
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范度森（Henry van Dusen）教授後來提到卜克曼具有的某種資質，或許就是出自於此，他說：「數百年來僅有少數幾人明白自己受到呼召，對於神旨意的確切要求全然順服，而且在順服之際，對於自己的命運得神眷顧這點確信不移，不管歷經光明坦途或是黑暗崎嶇，依舊堅持到底。卜克曼正是其中之一。在他推動事工的核心領導圈子裡，他要求每個人都做到同樣程度的順服。」
在賓州學院、哈特福德和中國那幾年，卜克曼最直接關心的課題，在於研究並實踐如何爭取人歸信神。這方面，另一位影響他的人士是莊曼德。這位蘇格蘭地質學者兼佈道家，在他大學時代的一篇論文《靈命診斷》（Spiritual Diagnosis）中首先倡導這種一對一的助人方法，他喜歡稱之為一種科學。莊曼德以醫學院學生必需接受細節繁複的臨床工作磨練為例，指出相形之下神學訓練課程中「個人傳道」的部份卻是全然付之闕如。可是，他主張傳道人學會如何幫助個人要比學會講道更有貢獻。莊曼德這些話，卜克曼在中國的幾次談話中都曾經照章引述，而且在1919年華特（Howard Walter）總結卜克曼生命改變經驗的小冊《心靈手術》（Soul Surgery）中，也有大量轉述。《心靈手術》原本只是一本書的大綱，卜克曼第二次中國之旅之後，兩人打算在哈特福德共同完成此書，可是隨著華特於1918年去世，這個希望終告落空。
華特書中的主旨相當簡單，但卻相當有震撼力：如果人要想有徹底的改變，如果想要有真實不虛的靈性轉變體驗，那麼這種改變必須要能觸及並且轉化他們生命最深刻的部份，也就是他們最根本的動機和慾望。許多時候，這些最基本的問題都沒有處理，好像只要有人宣布他自己得救了，或者用現代的說法是「重生了」，只要他加入正當的宗教機構，經常自在地提到基督，或是對該機構的財務慷慨奉獻，這樣就夠了。這本書的目的就在探索，如何把生命改變的根本經驗傳給他人。
與哈特福德的友人前往中國途中，有天晚上同船有位
可是，長久以來最被人忽略的部份，則是如何持續。你有責任協助找到生命新方向的人日漸成長茁壯，達到神要他成為的模樣。卜克曼在另一個場合談到：「個人傳道就是在於揭示一個人的生命有諸多可能。」在牯嶺會議上，他問道：「人心渴求些什麼？娛樂、享受、滿足、平安、喜樂，在耶穌與罪人和好時，這些就會出現。」
他向來強調，所謂幫助個人，他稱之為「改變生命」（life-changing），並不是一種技巧。只有神才能讓一個人改變，而「生命改變者」（life-changer）的工作一定要在神的引領下進行，神的引領就可提供其中不可或缺的敏感和彈性。同樣的，真正的診斷也不只是心理層面的問題。在牯嶺會議上，有一天他談到：「勇敢聽從神的人，擔著神聖的責任。如果有一人對你說他的生命裡缺乏靈性力量時，神會對你彰顯其原因。對於你要幫助的對象，祂會提供對此人問題的診斷。」
這樣的工作自然必須私下進行，卜克曼有時會說這得在「四目相對之下」進行。通常，這位「生命改變者」先得坦白道出自己的生命中，過去、有時甚至是當時遭遇到的最大困難，因為這樣可以讓對方有勇氣坦白說出自己的根本問題。卜克曼發現最讓人困擾的問題往往和性有關，而且他會毫不遲疑地切入這個話題。在當時這是很少人敢探討的主題，佛洛伊德和他算是例外，不過兩人的切入角度卻是大相逕庭。早在賓州學院時期，他就看出，造成人無法徹底體驗基督最常見的障礙就是沈迷性慾。不用說，這也是人性執著最深之處，最需要有明確的決斷，如此個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並且帶給他人同樣的自由。
卜克曼領悟到如果他要幫助別人，自己就必須生活純潔。他曾經提到：「我發現只要是可能有一絲情色聯想的話語，我都聽不得。我必須無邪純潔。我不能遊走在誘惑邊緣。主啊，我必與把自己奉獻到極致。」這種把自己更全然交給神的作法，似乎也在他自己心中引發一場更加激烈的掙扎。後來有一天他寫著：「強烈的誘惑乃是為著更偉大的勝利做準備。它們令人對罪人有更深的體諒。」
卜克曼學到，不管是抗拒那種誘惑，能在誘惑剛出現時就動手，就愈容易成功。有時他會說，疏引一道小溪要比築壩圍一條大河容易得多。他把誘惑的過程定義為「窺看、遐想、著迷、墮落」，並且表示，對治誘惑的時機就是在遐想階段，「從誘惑之水的上游著手」。這並不是新的觀念。卜克曼在艾里山時期不太可能讀過坎貝斯（Thomas a Kempis）的論述，不過成年後卜克曼不論到那裡都會帶著的一本書，就是坎貝斯的《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書中描述了同樣的過程。坎貝斯寫道：「別讓敵人不費心計就能長驅直入我們心中，而是在剛叩門時就把他擋在門外，這樣就比較容易戰勝敵人。」
卜克曼認為，要陶冶真正自由的人格，還有另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決心悔過負責，盡可能彌補過去造成的錯誤。舉例來說，他自己從牯嶺寫給賓州鐵路局的信，以及因曾對某人撒謊而寫的信，就是這類行動，只不過後面這件事看似微不足道。原來，他假裝自己讀過某本書，實際上他只讀過書評。有時，這類的悔改可能包括公開承認過錯，但是這只在事關眾人時才需要如此。「如果你的罪是與眾人有關的，例如是先引發公然爭吵，你就應該公開認錯。如果是真心認錯，就會得到別人的諒解。」
慕隆尼會督的經驗，則讓卜克曼對於在公開和私人場合承認過錯的效用有了新的領悟。卜克曼早就知道，讓人更感興趣且受益良久的作法，是和別人談他自己犯過的錯，以及自己如何獲得釋放解脫，而不是在他們面前表現或假裝自己有什麼美德。可是，那位會督的教區所以能夠復興，是從他與家僕之間彼此坦承分享開始的，這讓卜克曼肯定這種原則的運用範圍可能遠不止於此。於是，接下來的幾十年裡，他部署大批團隊人力運作，而且他的習慣作法是讓他們擔任會議中的發言主力，他都鼓勵發言者要坦誠分享，說明在生命交由神來掌管之後，為他們生命帶來何等的解脫。他發現，不管是不是信徒，這種方式最能讓他們瞭解，在私人生活或公共事務上，神都可以幫助他們，而且神的確是一位有大能的神。不過，對於哪些事情適合公開認錯，他有明確清楚的條件限制。涉及不在場第三者的事情一概不能說，而且只要是有關性的問題，他總是說：「如果你犯的是不純潔的罪，絕對不要說出做了什麼。只要說『不純潔』就好。」
由於當時時代的風俗忌諱，卜克曼坦率直接地處理關於性的問題，即便是在私下場合進行，都已招來種種批評和流言。有心想攻訐他的人，只要聚會發言內容一有閃失不當之處，很可能就會對他大肆撻伐，不管實際上是否該他負責。不過，卜克曼並不因此受阻。事實就是如此，他不能退縮逃避，不能不處理這些問題。他曾說過：「我常常碰到，幾乎每隔半小時就有人來跟我聊到參加過諾斯菲爾的聚會。這就是了，有這一大堆事實擺在眼前，由不得你低估其影響力。」
此時，卜克曼也已經瞭解，如果建議人應該把生命全都交給神掌管，或者甚至是應該按照絕對道德標準過生活，勢必會引來強烈反對。反對的形式有時是相當率性直接，例如匹克不再酗酒、賣酒時，賓州學院學生出現的反應。有些形式則較為老練，卜克曼甚至開始想可能是經過事先策劃，例如逼他離開中國的作法。當然這和公開反對他的作法、或是不欣賞他的個性又不一樣，是截然不同的問題。他常掛在嘴裡的一句話是：「感謝神，我們可以各有各的意見，而又不致於討人厭」。他寫給舒馬克的信上說：「的確，我和別人一樣也會犯錯，我總是希望你覺得該說我什麼，就說什麼。」理念上對他做事的方式確實有所質疑，但他依然能和他們維繫友誼的就有好幾百人。
當然，有些時候，理念相左的人同時也是激烈的反對者，但他會不顧此一事實，把這些對他個人、對他所傳達訊息的反對，視為一種拒絕接受真理的現象。可是，隨著體驗增加，他對這些反對的理解也益發深刻，他漸漸看出來，某些人士或團體的反對帶有惡意，甚至是恨意，覺得對他們的生活方式、甚至他們的機構來說，他的訊息都是一項威脅。卜克曼惹來如此的反對，這並不表示他的立場就是對的，不過，如果他都沒遭到任何迫害，也就顯示他並沒有真正實踐基督教崇高傳統中的改革特質。對於這種考驗，他並不是樂在其中，但是他欣然接受。日後他提到：「迫害有如火焰，可以焠鍊出先知 -- 摒退意志不堅的人。」
日後看來，卜克曼一生的風格都在不斷超越既定的規矩，這部分出自於個人特質，部分出自於他在賓州學院與中國時期著手塑造並發展成形的一種氣勢。慕德（John Mott）「要在一個世代裡把福音傳遍全世界」的基督十字軍，乃是與他密切共事的基督同工的中心訴求。1888年，慕德出任YMCA國際委員會學生總幹事，後來在1895年，在由他主力促成的世界學生基督徒聯盟擔任總幹事。他曾寫道：「宣教事業，固然不應偏離其整體直接目的，也就是把福音傳到尚未聽聞基督福音的土地。另一方面，這點應該永遠都只是一種手段，藉此在個人生活、家庭生活、社會活動、國家事務、國際關係，以及人類各種關係中，彰顯崇聖基督的大能與感動。」
此一壯志雄圖的策略乃是動員各國學生，國家愈多愈好，成立「新世界領導力」在「世界歷史決定性的時期」執行劃時代的改革。他的首要目標不在徵召大量人力，而是要「爭取最有能力、最優秀的人，不論從事任何行業都能領導群倫的人物」，他還引用莊曼德的話，說「如果你只想釣鯰魚，你就只釣得到鯰魚。如果你想釣的是鮭魚，你才能釣得到鮭魚。」
慕德的策略要能順利執行，得靠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和平局勢，以及交通和通訊的暢通無阻，所以到了大戰期間，其聲勢就趨於遲緩。此時，由他擔任秘書長的美國YMCA在1917年之後參與軍中文化事務事工的程度愈來愈高。就YMCA的主要任務而言，印度和中國宣教區的總幹事已經都無法勝任，更不是鮑羅亭等共產主義使者的對手。戰後卜克曼返回故鄉，發現過去的工作模式，也就是透過YMCA、諾斯菲爾等管道的作法，已經不再具有當初的力道。他覺得必要的作法，是減少透過正式組織，多加運用他和友人在天津經由充分坦誠建立的透明化團契運作。同時，經過這些經驗與歷練，可以看得出來，他已經汲取並傳承了慕德宏圖壯志裡的樂觀理想和種種策略。
面對戰後世界，卜克曼最需要的正是這樣的樂觀。重大的戰爭不免會帶來道德敗壞，但是這場戰爭，用邱吉爾的話來說是「講文明、重科學的基督教國家敢說絕對沒做的事，竟然只剩根本不用提的酷刑和吃人肉這兩項」，這對精神信仰和傳統道德觀念根基的破壞甚鉅。一位史學家論及：「1920年代初期，社會大眾之間首次流傳著這樣的觀念，就是所有的絕對都不復存在：時間與空間是如此，善與惡是如此，知識是如此，價值更是如此。」與這種觀念恰巧同時出現，而且有可能是形成這種觀念的部分原因，則是另外兩種現象：一是弗洛伊德學說廣為世人接納。另外則是一項歷史事實，就是列寧主義、其信奉的無神論，以及某種徹底的道德相對論，當時已然宰制了一個世界大國。事實上，相對主義的時代已經來臨，而且，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竟被用來作為對這整個發展過程表態致敬的科學根據，這點讓他非常不滿，因為他本人熱切信奉是非對錯的絕對價值。道德相對論日益擴張，成為往後數十年間主導藝術與文學的主題，滲透到世俗與教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卜克曼，秉持他不容妥協的信念，發現自己愈來愈常得逆流而行。這將是對他接踵而來的猛烈打擊，但是並沒能讓他偏離他的目標。
這個目標是全然正面積極的。他從未針對任何事發起抗議行動，更很少公開譴責任何人。對每一道難題，他的回應都是相信神可以改變人，而認為世界局勢更加危急時，他就愈是加緊專注改變個人的工作。隨著二十世紀的開展，各種形式的道德相對論來勢洶洶，他覺得神對他的呼召，就是要興起一支由神帶領的世界性大軍。
他暫時先回到哈特福德的工作崗位，並且照料雙親。不過他愈來愈清楚，自己想要追尋的是推動事工的新方式，有了中國的經驗教訓，他愈來愈不想讓任何職務或機構成為他的阻礙。
[1] 更有進者，若廣為傳布，他們將可引領眾人得救，並有多人跟隨……敵人愈是緊抓不放、愈是藉其人來掌控更多人，爭取此人的勝利就益發偉大。《奧古斯丁懺悔錄》
[2] 萊特馬上寄一本到賓州學院給卜克曼。卜克曼回信：「剛收到您的書，讀之令人欣喜……我對大約100人講解此書。」（Stream， Mark Guldseth著）此時萊特是耶魯的拉丁文學與歷史助理教授。1914年，耶魯三一學院為他設立特別教職。Guldseth書中敘述卜克曼在這段時期受益於萊特、慕迪和莊曼德，這些往往都是卜克曼自己親口表示的。
[3] 在這種尋求神的指引的時刻裡，心中出現的想法，後來在卜克曼和其友人之間口頭上簡稱為「啟示」（guidance），不過他和友人並不認為這些想法全都是來自神。
[4] 卜克曼做了一項調整，就是這些標準的順序。萊特把絕對純潔排第一，卜克曼則把絕對誠實擺第一位。
留言